迎接中國福音傳播的第二個黃金時代 余 杰

迎接中國福音傳播的第二個黃金時代 　　 ——讀趙天恩《中國教會史論文集》 余 杰 2007年11月 2007年是新教第一個傳教士馬禮遜進入中國整整兩百周年，英年早逝的趙天恩牧師未能等到這一年的到來，也未能實現對這一年無數美好的期盼，比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佈道會、在中國建立一所高水準的神學院，出版華人撰寫的神學教科書等等。但是，他卻為我們留下了一本重要的遺著——《中國教會史論文集》。該書序言的作者陳漁指出，趙天恩牧師的教會史研究側重從上帝的眼光來看待神如何引領中國教會，基督徒和教會又如何以信仰真理回應劇變的時代。趙牧師不是在象牙塔中寫歷史，他是以生命來寫歷史；或者說，他就在自己所寫的歷史之中，他將一生的目標與中國教會應走的方向提煉為「三化異象」──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這「三化」便是今天海內外華人基督徒和教會孜孜以求的願景。 如果說中國福音傳播的第一個黃金時代，是中華民國建立之後一直到抗戰爆發之前的二十多年，那麼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至今，則是第二個黃金時代。天安門事件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所遭遇到的最重大的挫折。由此，中國當代知識份子對本身的文化感到幻滅，不知何去何從。基督信仰正好可以為他們提供答案，在中國文化欠缺的「超越觀」、「原罪」、「救贖」、「寬恕」，以及超越家庭關係的「愛的團契」和「來生」的盼望等觀念上，注入新的活力泉源。九○年代之後，一大批流亡西方的知識份子和學生領袖成為基督徒甚至全職傳道人，他們的生命見證回饋中國大陸，觸動和震撼了千萬知識份子的心靈世界。 研究歷史的目的，乃是為今天提供借鑒、為未來提供前瞻。這也正是趙天恩牧師深切關注中國教會歷史的原因所在。趙天恩在總結福音在中國傳播的第一個黃金時代所存在的嚴重缺陷時指出：「民國肇建之初原是傳福音的黃金時代，就因為當時中國教會神學根基太薄弱，所以那二十年的光陰未能激起基督化的浪潮。」由於缺乏文化使命和歸正信仰，當時的基督徒和教會未能實現與知識界和中國文化的對話。基督徒和教會甘願處於社會邊緣的地位，既不知如何應對時代的挑戰，也不知如何充當先知和先鋒的角色，更不知怎樣讓愛和寬容這些基督教價值融入到千瘡百孔的中國社會之中。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化思潮和政治傾向遂不可挽回地走上了激化道路。 我個人在回顧中國教會史與近現代思想史、文化史的關係時，發現有這樣三個值得反省的地方。首先，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這兩代具有公共影響力的知識份子當中，基督徒寥寥無幾。即便留學西方的精英知識份子，出於「中體西用」的想法，一般都熱衷於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政法經濟等，對不能迅速拿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人文科學不甚感興趣，對西方的宗教信仰更是不屑一顧。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排斥基督教這一對西方社會影響巨大的傳統，既有儒家理性主義的影響，也是因為近代民族主義觀念剛剛形成——而基督教恰恰被當作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國的先導。 因此，當時的知識份子大都對基督教持負面看法，願意心平氣和地瞭解基督教甚至謙卑地接受基督教的人極少。知識份子中也很少有人客觀持平地評價基督教對中國近代化的貢獻，胡適便是其中一位，他說過一段比較中肯的話：「我們焚香感謝基督教的傳播帶來了一點點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義，叫我們知道我們這樣對待小孩子是殘忍的、慘酷的、不人道的、野蠻的。我們十分感謝這班所謂『新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會』、『不纏足會』、開設新學堂、開設醫院、開設婦嬰醫院。……他們是中國新教育的先鋒。他們是中國『慈幼運動』的開拓者，他們當年的缺陷，是我們應該原諒的。」在「反帝」成為主潮的當時，此觀點是「政治不正確」。胡適如是說，需要相當的勇氣。 其次，即便當時有少數知識份子是已經受洗的基督徒，一般也不會在公共領域中彰顯其信仰立場，更不會在其學術著述和文學創作中表達個人信仰。作家老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老舍不僅是一名基督徒，而且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及基督教青年會中擔任過職務。老舍所撰寫的《北京缸瓦市倫敦會改建中華教會經過紀略》中，篇首有一段〈著者小記〉這樣寫道：「在南開中學教書的時候，我曾在校中國慶紀念會上說過：我願將『雙十』解釋作兩個十字架。為了民主政治，為了國民的共同福利，我們每個人須負起兩個十字架——耶穌只負起一個。為破壞、剷除舊的惡習、積弊與像大煙癮那樣有毒的文化，我們須預備犧牲，負起一架十字架。同時，因為創造新的社會與文化，我們也須準備犧牲，再負起一架十字架。」雖然這種說法顯示出自由派神學的烙印，但畢竟是對信仰的公開宣示。1931年7月，老舍與胡絜青結婚，婚前曾致信胡：「我是基督徒，滿族……。」這說明，在三○年代初，老舍仍然自承是基督徒。 但這以後，老舍與基督教會的關係，便百覓不得其痕。老舍在作品中越來越少涉及到基督信仰，在公共生活中也儘量避免談及。四○年代，老舍的思想急劇左轉，成為左翼色彩最為強烈的著名文人之一；在中共建政之後，他被官方冊封為「人民藝術家」，遂不再敬拜上帝，成為「人民」（其實是「領袖」）的奴僕，充當新政權的辯護士和吹鼓手。當文革肇始、厄運降臨之時，由於沒有超越性的信仰支撐，一夜之間被領袖、人民和家人拋棄，老舍無法承受此種遭遇，便選擇了投湖自殺。如果老舍是自殺而非他殺，便表明他最終已喪失了基督信仰。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界的基督徒，生命歷程大都與之相似或相近。 第三，進入民國以後，在中國教會當中誕生了若干本土的優秀神學家和傳道人，如王明道、宋尚節、倪柝聲、計志文等人。他們大都沒有受過正式的神學教育，卻都有過人的天資和先知講道的恩賜和權柄，對中國教會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們在教會史上堪稱屬靈的偉人，但其重大局限在於：完全隔絕（或自我隔絕）於主流知識界之外，與差不多同時代的一流的世俗知識份子如蔡元培、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沒有任何的交流與溝通；也很少在公共傳媒上表達信仰立場，也甚少以基督徒的身份參與政治、文化和法律等公共活動。因此，他們的影響力基本上局限在教會內部，無法拓展到更為廣闊的社會空間之中。 正是這種隔絕，導致二○年代中國知識界掀起聲勢浩大的「非基督教運動」的時候，左右兩翼幾乎所有一流知識份子都積極參與其中，批判基督教是他們所能找到的惟一的共同點。在此一運動中，基督信仰被那些掌握了話語權力的知識份子們大肆「妖魔化」。對此，趙天恩牧師分析說：「基督教在中國開始遭逢到兩面夾擊的滋味：這一面的攻擊者認為基督教不科學，阻礙了民族進化的腳步；那一面的攻擊者則控訴基督教是為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服務的。」面對來自這兩個方面的嚴厲批判，當時只有少數自由派的基督徒知識份子，如趙紫宸、誠靜怡、劉廷芳、許地山等人，作出了一些比較軟弱和含混的應對，這些應對很快便被反對的聲音淹沒了。 基於以上三個方面的原因，福音在中國傳播的第一個黃金時代，中國知識階層與基督信仰擦肩而過，中國文化的福音化交出了一張白卷。更嚴重的是，中共建政之後，當新政權對教會實施打壓和迫害時，絕大多數基督徒和教會都屈服了。為什麼基督徒和教會居然如此不堪一擊呢？就像一棵不能承受暴風雨摧殘的樹，是其根基沒有扎入大地深處，趙天恩的分析是深切的：「他們缺少對政治意識形態的認識，缺少足夠的屬靈操練。基督教的神學教育裏，缺少培育哲學、歷史素養的過程；天主教的耶穌會神父卻經過二年的屬靈操練、二年哲學、四年神學、三年的宣教或教書等的基礎操練。由此看來，五○年代教會的失敗，也反映了中國基督教傳統神學教育的薄弱。」 直到今天，中國大陸家庭教會自我封閉或被迫封閉的狀況，仍然未有根本的改觀。對家庭教會情況爛熟於心的趙天恩，對此懷有深深的擔憂：「今天大陸所興起的家庭教會很注重禱告，早上五點起來禱告二小時、睡前禱告一小時，但對政治、社會動態一概不知，不讀報、不聽新聞，就是有一顆受苦的心志，似乎等著挨打，『殉道精神』雖然很好，但其實這種態度並不健全。」當海外教會一味讚美國內家庭教會受苦心志的時候，趙天恩卻看到了危機所在，家庭教會的「修道院化」並不符合新教精神。此種情形如果不能得以改變，「三化」則無法在中國成為現實。 廿一世紀之初，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以及發生並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中國原有的意識形態系統土崩瓦解，實用主義和虛無主義思潮此起彼伏。中國人的道德倫理跌到了歷史的最低點，中國人的心靈比任何時刻都更加渴望福音的甘露。那麼，作為基督徒，我們作好充分準備來迎接福音傳播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嗎？我們的生命形態、神學素養、文化儲備，是否足以應對瞬息萬變的中國社會？我們如何在公共倫理領域突顯基督信仰，如何讓信仰貫穿到日常生活當中，如何通過慈善和教育工作等傳播福音？在新世紀之初，基督徒和教會不能重蹈覆轍，不能躲藏起來、隱蔽起來持守信仰，而應當自覺地承擔起文化使命，以完成基督教文化從邊緣到中心的轉變，並以基督信仰置換中國原有的道德倫理與文化價值。一大群具有基督徒身份的政治家、企業家、作家、藝術家、學者、律師、教師、媒體工作者等的出現，是基督信仰進入中國主流社會的標誌，也是中國家庭教會由「地下」轉變為「地上」的關鍵環節。 與此同時，基督徒和教會的聲音也應當傳揚到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領域。有人認為，基督徒沒有必要關心和參與政治，因為權力使人腐敗，越接近權力越容易失去起初的愛心。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並不同意這種看法，他指出：「人無法在政治上絕對中立，而且權力本身亦非邪惡。有許多擁有權力的人腐敗了，這是事實；然而，重要的是，如何使權力平均分配給眾人，透過制度上的制衡來控制權力造成的腐化。公義和正義超過權力。因此，基督徒必須參與政治，甚至加入反對運動的行列。」 未來的中國完全可能像今天的西方社會一樣：在今天的西方尤其是美國，當一些對公民的生活有重要影響的法案進入醞釀階段的時候，基督徒和教會，或者他們所支援的非盈利組織、文化教育組織、遊說機構等，都會積極參與討論並形成壓力集團，在促使其通過或者不通過方面發揮作用。諸如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墮胎合法化、死刑、安樂死等問題，美國的基督徒和教會從不沉默。這不僅不違背政教分離的原則，反倒因為有了基督徒和教會的參與，讓政府的決策更加公義和公平。 今天，中國的家庭教會還不知道如何應對類似的問題，但這些問題是我們無法回避的，如中國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便與我們信仰的內核息息相關。我們不能歪曲性地引用聖經經文「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太22:21）來為自己的沉默和不負責任開脫。如果我們的信仰是整全性的信仰，是有真又活的信仰，我們就不會對世俗生活中的政治、法律、經濟、文化、教育等問題一無所知、一片茫然。 讓基督信仰光照中國全地，這是新一代中國基督徒知識份子的使命。中國文化雖然尚未經歷福音化的過程，但中國文化中也充滿了上帝的普遍啟示；中國文化中固然有不少敵基督的成份，但中國文化中亦存在著承受基督信仰的介面。中國人不應抱殘守缺、一味抗拒基督信仰，也不應為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而感到自卑與羞恥，中國的基督徒知識份子尤其要相信上帝的道可以實現對中國文化的「創造性改造」。正如趙天恩所宣導的那樣：「身為中國基督徒知識份子，我們對基督信仰的文化意涵投以極大的關注。因著對基督的委身，我們深感有責任在救贖性的光照下，重新詮釋中國文化傳統。我們也覺得需要協助中國基督徒發展出一套基督信仰架構，以此來解讀中國文化（這是中國人在上帝所賜一般啟示下的成果），並指出中國人文主義思想的不足與限制。」基督教的信仰和價值能夠為中國社會的重建提供新的道德倫理的支撐，以及人權、自由、寬容等中國文化中一直匱乏的普世觀念。 因此，在這個「最好的時代」與「最壞的時代」並存的時刻，應當有一批基督徒站出來，不僅要處理教會內的信仰問題，更要作為先知回應時代的呼聲，以基督信仰的價值為根基，提出建議、反駁及有效的引導，甚至提出實際的替代方案。中國的基督徒人數的增長固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基督教價值成為中國社會的一種基本價值，一種精神資源。基督信仰將不再被看作是「異教」，基督教文化將不再被看作是「外來文化」。這種由「他者」變為「我」的過程，正是福音在中國傳播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必須加以完成的。換言之，當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到來的那一天，基督信仰將讓無數的中國人擁有全新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浸染了他們對待上帝、職業、政治、娛樂、家庭——幾乎是人生各個方面的態度。這一激動人心的景象，早已設定在上帝美好的計劃之中，也蘊涵在每一個基督徒的奔跑與爭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