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改革宗神学与改革宗人士的反思

转自 新密市基督教网

1．真正的改革宗神学具有真正的大公精神

任何神学都是人对上帝的圣言的反思。上帝的圣言是完全的，任何人的神学都不是完全的。上帝是无谬的，上帝的圣言是无谬的，但任何人对上帝的圣言的解释都不可能是完全无谬的。改革宗神学也是如此。因此，真正的改革宗人士所高举的并不是改革宗神学本身，也不是奥古斯丁和加尔文，更不是自己，而是在认知的标准上强调唯独圣经，在人生的首要目的上强调唯独上帝的荣耀，在得救的最终根源上强调唯独上帝的恩典，在得救的途径上强调唯独藉信心称义，在上帝与罪人之间救赎的中保上强调唯独耶稣基督。这也是吕沛渊牧师和其他改革宗神学家一直强调的“五大唯独”。其实，这五大唯独不仅是改革宗神学最精要的简介，也是任何正统基督教神学都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严格讲来，改革宗神学不是一个宗派神学，改革宗神学所强调的这五大唯独是圣经中清楚启示、历代大公教会不断传承的超宗派、超时代的基要真理。

2．真正的改革宗人士具有深刻的反省意识

正是因为真正的改革宗神学具有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大公教会的精神，所以真正的改革宗人士也勇于面对自己的败坏和软弱，不断地省察自身的错误和罪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具体的美德和行为上常常见证自身不配得享上帝的恩典，但上帝仍然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存留。上帝并没有按我们的罪来对待我们，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我们这样的罪人能够得救是完全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罪人能够服侍至高的上帝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罪人现在还活在永生上帝的面前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真正蒙恩的人仍然有时自觉不自觉帝随便地使用上帝的圣名；真正蒙恩的人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在罪中执迷不悟，死不悔改；真正蒙恩的人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常常不用爱心来对待其他一时陷在罪恶或软弱中的人。所以，改革宗神学强调人的全然败坏，即使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也是全然败坏，我们一切所谓的义行在上帝面前不过是污秽的衣裳，丝毫不能使我们自义，丝毫不能使我们比别人更有义。一切都是唯独上帝的恩典，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3．改革宗教会与教理派、敬虔派和文化派

马斯登（George M. Marsden）是美国当今著名教会史学家，他本身也是改革宗人士。他当然对改革宗神学有个人的确信，深信五大唯独所反映的改革宗真理和精神合乎圣经，合乎上帝的心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确信，他也具有深刻的反省精神。他在“改革宗与美国人”（Reformed and American）这篇文章中首先总结了美国改革宗教会的概况，认为可以分为三大支流，一是注重教义纯正的的“教理派”（Doctrinarism），二是注重生命敬虔的“敬虔派”（Pietism），三是注重文化改良的“文化派”（Culturalism）。当然，这三大注重在改革宗各个宗派中并不是彼此分离的，往往都是不同程度地融合在一起，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确实在改革宗内部不同宗派教会中也各有侧重。

笔者的体会是，比较全面的改革宗既当注重教理上的纯正，也当注重敬虔的操练，最后也要落实在对周围文化的影响上。不注重教理的纯正，最后就是“跟着感觉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教会在真理上就丧失了客观性的根基，当然也不会有渐进行的积累和长进。不注重个人灵命的操练，总是用纯正的教理作为照妖镜来判断其他教会和个人，就难免陷入随意论断的泥坑。纯正的教理首先是我们自身用来实践的，要实践在我们个人生活中，家庭生活中，教会生活中，工作岗位上。有一位基督教哲学家曾经感叹说：罪人啊，假如你能认真地对待自身的罪，你就能够忙碌一辈子，不用忙着去革别人的命**我们之所以常常盯着别人的罪不放，往往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对付自身的罪。因此，敬虔生活的操练不是在别人身上操练，而是从自身开始。不注重自身敬虔的操练，越是对教义真理有认识，越是让我们容易骄傲自大，越是让我们喜欢四面出击，越是让我们看见别人眼中有刺，看不见我们自己眼睛中的梁木。中国老一代传道人强调“生命”，固然有时流于神秘和空泛，但也有其一定的深刻道理。没有敬虔的生命操练，真理和知识只能让我们更加亏欠上帝的荣耀。因此，敬虔生活乃是基督徒生活主体性的根基。

对文化的注重也很重要。尽管有些学者如何故作高深，给文化下出几百种定义，使人无所适从；但对基督徒而言，说起来很简单，文化改良就是基督徒在世界上发挥光与盐的作用，通过我们自身的美德和善行给邻舍带来真理的引导和爱心的温暖。福州改革宗教会林刚长老在《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一讲道集中，深刻地阐明了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的关系：

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密不可分，只是因为救赎还在过程中，福音使命就异常凸显，以至于在一些人眼中成了压倒一切的最重要使命。严格说来只有一个使命，它叫做“文化性的福音使命”，也叫做“福音性的文化使命”。如同离开善行的宣教是空洞无力的说教，将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强行分割是走入了一个误区之中，所导致的结果必然使“文化”世俗化、“福音”孤立化，最终会使“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都缺乏应有的生命性。福音使命就是文化性的使命，文化使命也是福音的使命。没有文化作为载体，就无法传播福音；同时，没有福音作为良酵，文化就无法产生根本性的变革。

靠着主的恩典，我可以说，林刚弟兄在对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的关系的认识上，已经远远超出了欧美很多改革宗神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作为上帝在大陆兴起的新一代传道人之一，林刚弟兄在真理上的认识表明中国大陆不再是西方教会神学上的“殖民地”。西方教会也不应当继续把中国大陆的教牧人员简单地一概地视为“培训对象”。倘若上帝施恩，具有十三亿多人口的中国大陆中也会兴起奥古斯丁、加尔文、路德式的综合性神学家和教会领袖，成为整个世界的祝福。加尔文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博斯（John Bolt）大胆预告，二十一世纪基督教神学要看中国。我们祈祷、期盼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4．改革宗神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展望

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会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迅速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大陆教会普遍性地意识到仅仅靠原先教会领袖个人性的经历和领受还远远不够。不管是宋尚节先生、王明道先生，还是倪柝声先生，他们都是上帝兴起和重用的器皿。他们在生命上的经历和真理上的领受都是中国教会的财富，甚至是普世教会的财富。但是，从历史的角度而言，他们自身所形成的侍奉特色和神学体系都是“小传统”，必须放到普世教会的“大传统”中来才能发挥一滴水融入江河所具有的力量。但是，大陆教会自身受自身环境的约束，自身很难走出困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宗神学大举进入中国。从华人角度而言，首先是赵天恩先生深入大陆，身临其境地传讲改革宗神学；其次是唐崇荣牧师通过其布道和神学讲座大范围地影响中国教会，尤其是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教会更是出现了很多“唐迷”；第三是赵中辉先生的改革宗神学译作，为神学阅读和培训提供了大量经典的书籍。另外，林慈信博士、吕沛渊博士在改革宗神学方面的精深研究、著述、教学和牧会，也为海内外华人教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助力。同时，位于美国的中国改教出版社、位于香港改革宗经典出版社、位于台湾的改革宗出版社和加尔文出版社，也将成千上万的改革宗经典之作翻译、发行到各个教会之中。改革宗神学在今日中国和华人教会中已经成为一个归回圣经的运动。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毅先生在美国加尔文大学“密特研究中心”作报告，题目就是“加尔文神学对中国教会和文化的意义”。孙毅教授深刻地分析了“文化基督徒”那种与教会脱节的神学研究最终所导致的苍白无力，指出新一代基督教学者开始尝试把神学研究和教会实践结合在一起，使基督教神学真正成为中国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神学深度和人文情怀的改革宗神学逐渐成为中国基督教学者研究的显学。孙毅教授也坦率低指出：“在中国过往半个世纪以来，当我们提及加尔文之名的时候都具有深深的偏见。许多中国人把加尔文的名字与烧死塞维图斯联系在一起。因为许多中国人把塞维图斯视为科学家，这样，就认为加尔文是强烈地反科学的。”孙毅教授认为，随着中国教会，尤其是家庭教会，不断走向建制型教会，教会在组织和劝惩方面都可以从加尔文神学中吸取教训。同时，教会在组织和管理方面的发展也必然会影响到公民政府的组织和管理，尤其是在建立民主和法治方面，中国教会在体制方面的建设必将对中国社会转向公民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孙毅教授近年来数次来加尔文大学考察访问，多方与大学哲学教授和神学院神学教授交流切磋。他在报告中深刻地指出：“对于加尔文而言，要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全面地学习上帝的旨意，在理解上帝的旨意上不断坚固，上帝的法律本身就是信徒最好的学习工具。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要在认识上帝的旨意上不断有新的长进，每日都领受上帝的法律的训诲，乃是必不可少的。”他最后总结说：“总之，可以说，加尔文或改革宗神学正在对中国教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教会的社会关怀方面。我深信，也许通过教会在这个方面的实践，这一神学思想将来有一天必将影响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世界观、人生观，乃至其他许多方面。” 孙毅教授的观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年轻一代人文学者的关怀，也代表了中国教会在二十一世纪新的起点和关注。笔者深信，既高举上帝主权，又关注个体人权；既注重心灵重生，又强调生活归正；既教导上帝公义的法律，又传讲上帝恩惠的福音的改革宗神学必然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教会归正和道德重建的积极力量。

5．当今华人改革宗人士当注意的四大陷阱

在我们吸收改革宗神学的过程中，自然会出现容易滑入的陷阱。改革宗神学强调三大仇敌，最大的仇敌就是自身的败坏，其次是世界的诱惑和撒旦的攻击。以下几大陷阱主要都是我们自身的败坏造成的，当然也有魔鬼的攻击和世界的诱惑的成分在内。

（1）个人性的骄傲自大

改革宗神学博大精深，既有世界观方面的广度，也有人生观方面的深度。我们一接触改革宗神学这个体系就会叹为观止。这样，一开始接触改革宗神学的人，得到一些亮光后就欣喜若狂，觉得自己归向改革宗神学就是第二次“归正”。然后从改革宗神学的角度来看其他个人和教会，觉得别人在灵命都很“浅薄”，在神学上是“异端”，都需要让我们带领他们“归正”，否则就是走向灭亡。这当然不是学习改革宗神学必然导致的，而是因为我们残留的罪性在作怪。

（2）神学上的固步自封

言必称加尔文，把改革宗神学挂在嘴上。其实在改革宗神学上还没有进行多少精深的研究，更不晓得改革宗神学并不是从加尔文开始，也不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真正的改革宗神学既有历史性渐进性的形成阶段，但从其精神源流上来看，改革宗神学始终处在整个基督教的大传统种，至少包括以下七大要素：1）犹太人对上帝的律法的重视；2）初期教会在三一神学上的界定；3）中世纪教会逐渐成型在圣而公之教会观；4）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救恩论；5）十七世纪以《威斯敏斯德信条》为标记的圣约论；6）近现代教会中注重的国度论；7）现代教会中所注重的世界观。因此，改革宗神学既是有明确的信条为历史性疆界的认信式改革宗（Reformed），也是不断改变自身，不断吸收圣灵新的光照的不断改革的教会。

（3）教牧上的精英倾向

这一点是马斯登在其“改革宗与美国人”一文中所强调的。改革宗神学强调上帝的拣选，目的是强调个人本身的败坏，把救赎的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使我们自身具有深刻的感恩之心，从而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但在实践过程中，因着人的败坏，许多所谓的改革宗人士以宗教精英和神学精英自居，悍然凌驾于他人之上，用自己的知识来伤害他人。本来培养我们谦卑情怀的拣选论经过罪人的酱缸的浸染变成了唯我独尊的精英意识。

（4）配搭上的拒不合作

改革宗神学强调得救的确信。但在很多改革宗人士那里注重得救的确信却进一步扩展为神学的确信、灵修的确信、侍奉的确信……。什么都有个人的确信，就不容易和别人合作配搭。哪怕是在改革宗内部，只要有忧些微的不同，也许只是表达上的不同，就会演变为神学上的巨大争议和教会侍奉上的分裂。
马斯登最后说：“总之，改革宗教会要复兴的一个中心特色就是：深深地意识到我们自身的不配，深深地意识到我们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这是基督的献祭性工作所特别显明的。只有这样，在二十世纪晚期的美国，许多人才会发现说‘我是改革宗的’，这一说法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分量。”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唯愿我们华人基督徒在学习改革宗神学的过程中，牢牢地以圣经为最终的标准，是可以荣耀上帝、造就他人为动机，真正具有改革宗神学所具有的大公精神，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真正成为中国教会的祝福，成为普世教会的祝福。“愿上帝怜悯我们，赐福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诗6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