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对家庭教会宗教政策的理解

（根据作者《守望教会事件与家庭教会合法化研讨会》上的回应发言整理）
曼德

北京家庭教会守望教会户外敬拜已经有28周了，中共政权虽然没有定守望教会为邪教，也没有用刑事手段处理守望教会的信徒，但还是大量软禁守望教会领导层，每次的户外敬拜对参与信徒进行围追堵截、凡去中关村户外平台敬拜的信徒一律先抓到派出所，审问后释放。中共当前对家庭教会的政策表现出与西藏、新疆、法轮功问题的不同性，在目前新形势下，中共对待家庭教会的政策确实让人有难以捉摸的感觉。

其实，中国政府对待基督教的政策，是有规律可循的，根据赵天恩牧师《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一书和本人的体会，我认为政府对待基督教的政策，受四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必然要消亡”的宗教观和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神道设教的传统。这个宗教观是它一直对基督教没有好感、并要绝对控制的原因。而中国历史传统，也使它可以与马克思主义政教合一，但对其他宗教列为异端、欲铲除而后快；

其次，中国的宗教部门隶属于统战部门，宗教组织是其统战工具之一，出于团结党外、搞好国际关系、树立国际形象的统战目的，宗教政策也有不断地调整，这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对基督教还是不断放宽的原因；

再次，中国宗教政策受政治形势影响非常巨大，政治形势紧张时，对教会的逼迫也就加剧；政治形势缓和时，对基督教也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比如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初，对基督教实施全面控制、不加入三自的家庭教会领袖受到严酷的迫害，但一般信徒初时情形还可以；随着政治上越来越左，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消灭宗教成为政策。除了吴耀宗等少数几个基督教官员外，不仅家庭教会，连三自教会也被铲除，全国几乎所有的信徒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改革开放后，政治上改革开放，宗教政策随之温和。但改革历程中保守派的每一次反扑，都导致宗教政策的收紧，逼迫的加剧。如1983年的严打期间、1986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六四镇压后，政策收紧。从1990年代中期，由于提出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策、由于和谐社会的提出，宗教政策一度缓和。但近几年，由于2009年六四20周年、今年茉莉花革命、明年政治局常委换届，政治形势趋紧，宗教政策也开始收紧。

最后，宗教政策的制定也考虑到信徒的抗拒程度。例如由于农村家庭教会信徒从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地与政权的抗争，政权最后也只能采取默认的态度对待农村家庭教会。由于目前城市家庭教会信徒的各种抗争，对小规模的家庭教会，中共也采取默认的政策。

这四个方面是理解中国宗教政策的关键因素，当前的宗教政策，既有历史的延续性，也有当前政治形势的特殊性；既有出于统战考虑的灵活性，也有意识形态决定的顽固性。明白了这四个因素，就为理解和认清中共当前宗教政策打下了基础。

在理解和认清中国政府对待家庭教会的当前政策时，要避免两个极端，一是认为当局会把家庭教会定为邪教后，像法轮功那样铲除，一是认为现在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再没有必要要求改善。避免第一个极端，是让我们看到目前政策的相对进步性。避免第二个极端，才有斗志不断地推进家庭教会的信仰自由度。

之所以认为中共政府不会定家庭教会为邪教，有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首先基督教是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正教，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基督教人数占主流的国家，这些国家中的政治、经济、文化要人，大多是基督徒，如果定基督教为邪教，那么中国的宗教政策就会倒退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而中国政权就要与世界大家庭隔离、把自己不仅开除除联合国国籍，也要开除出人类的人籍了。

其次，家庭教会这么多年来的表现，是非常温和坚韧的，就是累遭逼迫，也是一面忍气吞声、一面坚强地拓展，使政权不得不步步退缩。而且家庭教会在家庭伦理、职业伦理、市场伦理方面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家庭教会对社会救济、社会文化贡献也有越来越大，国内很多各界名人，都已经是基督徒，甚至很多官员，成为了地下基督徒。打压所谓的“邪教法轮功”，使中共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国际形象成本，再发动一场这样的打压运动，对政权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三，当局扶持的三自教会，撇开政治性的实质，在宗教形式的大体教义、经典、圣礼上也基本相同，都是同一本圣经、同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如果定基督教为邪教，那么自己的这一大块，又如何处理呢？这些综合因素，是当局一直不敢定基督教家庭教会为邪教的根本原因。

虽然政府不会把基督教当做“邪教”来彻底铲除，但现在对付家庭教会的政策是最好的吗？我认为现在这种有一定自由度的政策虽然比彻底消灭的政策有进步，但也显然违背中国自己的法律，并且有碍于基督教在国内的发展。现在对付家庭教会的政策归纳起来有5点，也就是我所谓的五化：

1.分散化：将100人以上的家庭教会分散成基督徒家庭里面的聚会，或者人数在20人以内的聚会，不让你成为church（有教堂的教会），而让你成为fellowship（家庭或小空间中的团契）。上海万邦教会就是一例。

2.非法化：绝不承认家庭教会的社会地位，绝不让家庭教会以独立社会法人名义登记。始终把家庭教会作为实质上的非法组织来看待。也因此家庭教会无法有合法的教产、敬拜场所、无合法的教会财务人事等制度、无合法的神学院、出版社、学校等等。

3.隐蔽化：不让家庭教会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国际舞台上浮出水面。如2010年洛桑会议，采取极其粗暴的方法阻止家庭教会的代表参加国际会议、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形象。如本人在中国时在家庭教会讲道可以，但一旦去大学、社会论坛讲座，就被事前取消。要把家庭教会的社会影响力减少到最低，这是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目标之一。

4.控制化：本人在国内时与全国不少家庭教会有过接触。给我的感觉是，虽然各地政策差异很多，有地方控制力度大，有地方能够包容，但是所有家庭教会，基本上都在政府的全面监控之中，一旦家庭教会人数扩大（估计超过100人）、一旦产生了社会影响力、一旦涉及到某些敏感事务，那么家庭教会头顶的悬剑就会落到头上。最新的消息是除了控制聚会点外，很多大城市街道办、居委会都设有专门的家庭教会负责人，负责所在地区的家庭教会信徒。

5.三自化：这次守望事件中，政府动员不少三自教会人员，给守望教会信徒在派出所里做工作，纳入三自、不要再参加家庭教会敬拜。而政府允许的登记是以三自教会附属机构名义登记，一些经不住考验的教会纳入了三自。纳入三自是政府对待家庭教会最终极的目标，但它也知道这是不能“心想事成”的。

守望教会要求的社会地位的合法化、整体性的公开敬拜、合法的教产等等诉求，显然与中国政府当前对家庭教会的政策是有巨大出入的。针对当前政权的五化政策，家庭教会的要求则是整体化、合法化、公开化、自治化、独立化。而时代给家庭教会信徒以及同情家庭教会的各界人士的任务，就是突破当前政权和政策的瓶颈，扩大家庭教会的信仰自由度，拓展家庭教会的信仰自由空间。在突破过程中，正如文首所言，统战范畴中国际形象的成本、国内信徒抗拒所造成的压力，会是一个很大的参数和变量，而且是人们可以控制的参数与变量。所以，在这两方面的努力，极可能推动中共对待家庭教会政策的不断前进而非退步。

1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