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发布《中国大陆境内基督教会和基督徒遭受政府逼迫的2011年度报告》

对华援助协会  2012年02月01日

               中国大陆境内基督教会和基督徒遭受政府逼迫的2011年度报告

目录

         序：《圣经•尼希米记》6：9； 2011年度主题新闻图片
一、2011年度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境内遭受政府逼迫状况的总结与分析
二、2011年度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境内遭受政府逼迫的案例列表
三、2011年度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境内遭受政府逼迫的情况示意图表
        结语：“北京恐怖主义”无法胜过基督的教会 

                                                           ——序——

“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完成。上帝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圣经·尼希米记》6：9 

 
一、2011年度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境内遭受政府逼迫状况的总结与分析
                              ——“北京恐怖主义”与“教会发光”之年

        2011年度，基督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境内遭受政府逼迫的综合程度严重升级。根据迫害事件总数、迫害总人数、抓捕人数、判刑人数、虐待事件总数和受虐待总人数，这六项衡量指标综合计算评估，相对于2010年上扬了42.5%。参照对比对华援助协会往年的报告数据可知，在过去6年里逼迫程度持续上升，年度几何平均增长率为33.1%。

1、综合分析2011年度的逼迫主要特点和原因——遏制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力

        2011年度的逼迫，除了继承2008和2009年“针对家庭教会领袖、针对城市教会”，以及2010年度“打击基督徒维权律师团体、虐待酷刑和黑社会手法”的四个特点之外，还重点加强了针对有社会影响力的“家庭教会和基督徒”的打击力度。

        2010年12 月份，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发秘密文件，针对中国家庭教会实施专项打压的“震慑行动”。之后，根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011年4月20日发布的声明，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局长王作安在2011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引导”那些未注册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去三自教会参加聚会，并且要把类似守望教会的那些大型教会，“拆分”成小型聚会。他还作出原则性指示，包括如何进一步否决中国天主教册封需要梵蒂冈同意，穆斯林必须通过政治考核才能够前往朝圣，以及更有力地管理西藏喇嘛寺院和未登记的神龛朝拜场所。（http://www.chinaaid.net/2011/04/blog-post_20.html）

        回顾2011年可知，教会整体受到的逼迫和中国整体宗教自由状况的恶化，正是按照王作安的指导方针严格执行的，而这毫无疑问是中共中央政府的决策。这项决策方针的效果，就是为了压制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中国日益增强的社会影响力。

        2011年针对有影响力家庭教会的逼迫，主要有两大代表性案例：针对北京守望教会持续38周的大规模打压；继续对2009年遭取缔的山西临汾教会的严厉监控和压制。

        针对有社会影响力的教会：从2011年4月10日—12月25日，在连续38周中，北京守望教会共计1000多人次被抓捕关押；另有数以百计被公安国保看守在家无法外出。期间，有的信徒在关押期间遭到言语和身体上的暴力虐待；也有信徒的工作单位和房东受到政府部门的压力，中止工作和租房合同；还有的被遣送回原籍。教会的牧师等负责人在此期间在一直被监禁在家，外出自由被剥夺。

        山西省临汾教会至今遭受政府的严厉监控和打压。2009年9-11月，拥有约5千名信徒的山西临汾教会遭到政府残酷逼迫：100多人被打伤，10位教会领袖被集体判刑7至2年不等。之后，政府继续打击该教会的信徒，严格禁止教会重新运作。2011年圣诞节期间，出动大量警力甚至装甲车，封锁该教会最大的金灯台教堂。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加拿大的华人基督徒陈萍女士及其女儿在圣诞节期间，探望北京守望教会和山西临汾教会的弟兄姐妹，遭到国保警察的跟踪威胁。2012年1月，陈萍女士遭到天津国保的绑架、秘密审讯和殴打。
（参看http://www.chinaaid.net/2012/01/blog-post_26.html 和http://www.chinaaid.net/2012/01/blog-post_8674.html ）

        此外还有一些指标性的案例。例如，2011年10月前后，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11位家庭教会领袖和信徒遭到政府抓捕，关押近一个月后相继释放。期间，一些基督徒遭受侮辱和殴打，被没收的藏文版《圣经》约2000册。这次逼迫也是因为教会和基督徒在西藏的社会影响力与日剧增。2011年9月，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蒙福学生团契”遭到取缔，负责人被拘留和罚款，罪名是向学生传播基督教信仰。等等。

        针对有社会影响力的基督徒：2011年度中国政府对具有社会影响力基督徒的打压，始于2010年12月对范亚峰博士和余杰的迫害。范亚峰是著名宪政学家兼家庭教会领袖、教会和公民维权运动的领袖；余杰是著名的基督徒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在被软禁一年多后， 2012年1月，政府允许余杰携妻子来到美国。范亚峰、妻子和小儿子至今被软禁在家，国保警察昼夜住在范家的门口看守。

        2011年度，还有另外一些有影响力的基督徒遭受不同的迫害。新疆维吾尔族基督徒家庭教会领袖阿里木江已经服刑4年，而2010年提出的复议于2011年2月被驳回，维持15年徒刑原判；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副会长施恩浩于2011年7月被判劳教2年。许多著名的基督徒维权律师遭到严酷迫害：北京的江天勇和李方平、广州的唐荆陵，都遭到政府的绑架和酷刑；北京的倪玉兰和丈夫董继勤在狱中正等待判决；北京的维权律师高智晟失踪遭官方绑架失踪20多个月后，被送到新疆一处偏僻的监狱里服实刑3年。一些著名的基督徒持不同政见者也遭到严厉惩罚：四川的陈卫和贵州的陈西，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和10年；浙江的朱虞夫还在狱中等待庭审判决。此外，北京著名基督徒电影艺术工作者蒋雅西女士在狱中等候审判。等等案例。（参看本协会的《2011年度基督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遭受逼迫的10大案例》）

        基督教会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地在中国黑暗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形成“山上之城—社会之光”效应，带给中国人美好的希望和更新心灵的强大力量。这种积极的影响显然导致了对共产主义极权意识形态的冲击，而这正是那些极权维护者们所恐惧的，因此就不择手段进行严厉镇压和分化。这是作为极左政治意识形态代表的胡锦涛政府执政以来，针对基督教以及所有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宗教的基本态度和政策。

2、数据图表分析表示教会和基督徒在2011年度遭受迫害的总体情况

        相对于2010年，2011年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遭受政府逼迫的总体程度，大幅上升约42.5%。需要说明的是，“对华援助协会”所收集到的逼迫案例，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只是冰山一角。尽管如此，这一小部分信息涉及中国的大部分省市地区，且具有多样性，涉及城市和农村的家庭教会、三自教会、天主教会，以及遭受逼迫的基督徒个人，包括牧师、维权律师、政治异议人士和文艺工作者，足以反映2011年教会和基督徒遭受逼迫的整体状况和程度。

        本协会2011年收集到的全国迫害总案例达93件，比2010年上升3.3%；受迫害总人数4322人（教会领袖337人），比上年增加29.3%；被抓捕总人数1289人（教会领袖267人），比上年增加131. 8%；判刑4人，比上年下降33.3%；虐待事件（打骂、酷刑、心理或身体摧残）24件，比上年上升33.3%；被虐待人数76人，比上年上升20. 6%。

        根据迫害事件总数、迫害总人数、抓捕人数、判刑人数、虐待事件总数、受虐待总人数，这六项指标综合计算对比可知， 2011年的逼迫程度较2010年上扬了大约42.5%，比2009年度上升了大约63.7%，比2008年度上升了大约95%，比2007年度上升了大约261%，比2006年度上升了大约318.1%。请参看下列图表说明：

2006—2007—2008—2009—2010—2011年度全国逼迫情况的数据对比
（1）列表对比 （参看全文附后链接）

（2）示意图对比
 

        在介绍了2011年度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受逼迫的总体情况、主要特点和原因分析之后，本报告将在下面两部分，通过大量的案件细节和数据汇总以及图表，具体详细地说明该年度的逼迫情况。

二、2011年度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境内遭受政府逼迫的案例列表 （参看全文附后链接）

三、2011年度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境内遭受政府逼迫的情况示意图表 （参看全文附后链接）

结语： “北京恐怖主义”无法胜过基督的教会

        中国共产党政府在过去的一年里，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北京，通过绕过司法系统，对公民实施违反国家法律的惩罚手段：绑架、失踪、酷刑、虐待、心理和人格摧残、株连亲属，等等，成功地在广大民众当中营造了恐怖气氛。2011年，全国范围内超过100位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律师、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遭受失踪、酷刑、监禁和判刑；遭到警察和国保约谈喝茶和威胁的人士多达1000多人。

        2011年，教会和基督徒在北京遭受了大规模的逼迫，占据了全年和全国很高的比例。全国许多地方的教会和基督徒在遭受恐怖逼迫之后，被迫沉默，不敢公开自己的遭遇。鉴于这种原因，本协会保留了一些案例未作报道或未及时报道。

        这种“北京恐怖主义”的逼迫手段主要有两种：酷刑和株连。用这样的手段对付基督徒，始于维权律师高智晟，并从维权运动领袖范亚峰博士开始形成固定的模式。

       已经实施的酷刑有多种方式，旨在摧毁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意志。其中，连续抽打受害人耳光是常用的方式。例如，高智晟、范亚峰、余杰、江天勇、加拿大华人陈萍女士，等等，都受到这种旨在摧毁心理人格的暴力虐待。打耳光在中国文化中，表示极大的侮辱；而对于男性来说，其严重程度不亚于女性的身体受到凌辱。

        株连是另外一种“北京恐怖主义”手段。自从高智晟开始，那些遭受逼迫的在教会和对社会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他们的家属几乎无一例外遭到不同程度的威胁和惩罚。常用的手段是：软禁、跟踪、威胁、监控、侮辱、骚扰、殴打、通过成年人的工作单位和未成年人的学校施加压力，等等。例如，高智晟的妻子和孩子们，范亚峰的妻子和孩子，江天勇的妻子和孩子、唐荆陵的妻子和母亲、施恩浩的子女，对华援助协会工作人员在国内的亲属，等等。

        酷刑和株连在中国历史中由来已久。作为在毛泽东时代深受其害的邓小平，在掌握中国权力之后，部分成功地废除了株连的邪恶传统。然而，在过去的5年里，胡锦涛政府又重新开始肆无忌惮地使用酷刑和株连。这个中国文化中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难以关上，并会形成恶性循环。

       “北京恐怖主义”之所以能够形成，除了胡温政府奉行极左意识形态和破坏法治的统治管理方式之外，也与西方世界态度的软弱有关。北京当局通过高智晟、刘晓波、范亚峰、滕彪、陈光诚、维吾尔族基督徒阿里木江这几个典型案例，试探到了以美国政府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中国人权包括少数民族人权受到践踏的软弱态度底线。因此，北京的对内镇压和对外的金钱外交，正变得更加有恃无恐。

         上述的尴尬事实，不仅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世界正义力量失败的证据。国际正义力量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共产主义中国比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冷战时期的苏联更强大，而是因为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社会对人权、正义和自由的理念不再一如既往坚定的持守，由此产生的对必要而高尚的牺牲的畏惧以及在代价面前的退缩，加上难以抗拒金钱和个人利益的诱惑，从而导致内在精神的腐化和勇气的丧失，并如经济危机一样正在大范围地蔓延。

        然而，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局势中，我们也看到了积极意义的出现。那就是，中国教会纯粹为了信仰所采取的非暴力依法维权抗争模式，以及所相应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和伦理道德效果，标志着中国的家庭教会已经成为促进中国宗教自由、法治和人权的中坚力量，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房角石。

       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和会长傅希秋牧师说：“中国的家庭教会，由于跟随唯一的元首耶稣基督并坚定地忠于福音使命，就不可避免地成为‘非法团体’，并从事所谓的‘非法宗教活动’。因此，教会和基督徒必须要做好准备，承受来自国家的惩罚。” 

        是的，中国教会的基督徒们不需要寄希望于任何政府和团体，而是要完全依靠教会之元首——主耶稣基督，并无比忠诚于大使命。中国教会在过去60年里“国家惩罚”的血雨腥风中，日益发展壮大和成熟，这本身岂不是圣灵做工最好的证明吗？让我们指着耶和华夸口，并这样回答逼迫者和讥笑者吧。

       “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作的工；我们手所作的工，愿你坚立。”——《圣经·诗篇》90：17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