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作者专为《守望事件研讨会而作》）

赵天恩牧师依循美国汉学专家 Paul Cohen所提出的模式，指出社会主义中国的基督教会与传统中国儒家政权下对于宗教的处置，具有平行关系：家庭教会的角色如同传统中国的白莲教等非法秘密宗教，都是受到政权的强力压制。以这种观点思考，则当今的家庭教会的合法性问题，不单单是狭义的政教问题，也关联到广义的中国文化内部的深层结构。先秦之前的中国学术乃是百家争鸣，然而西汉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则带来儒学的政治化，从此专制的君王拥有近乎上帝的绝对权力。


西方欧洲处境的政教关系，有两条主轴。第一，希罗路线：其政治体系发展曾经有好几种模式，但是对于罗马共和体制的支持，还是主流；以此为基础的近代政治处境，超越了君权神授说。第二，希伯来路线：其政治体系是君王、先知、祭司，三者分权，互相制衡。初代的基督教神学，以奥古斯丁提出具有普世性、无形性、终末性的“上帝之城”为基础，日后分化为四条枝干：第一，天主教强调教会的有形化；第二，路德强调教会与政权的二分化（两国论）；第三，重洗派强调教会的出世化；第四，加尔文基于上帝的绝对主权，强调教会与政权两者权力的有限化，体现希伯来政教关系的精神，也为近代民主议会政治铺路。然而，十七世纪中叶成为关键的转折点，在政治上，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出现主权性国家的论述，要求国家拥有绝对排他的主权。在时代精神上，启蒙现代性刻意排除教会在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加速近代西方教会的私密化，而形构出政教分离的主流论述。法国大革命是对天主教路线的反动，而俄国的共产革命更为激进；英国的光荣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和宪法制定，受加尔文路线影响，其政教架构比较平缓。


守望教会事件触及前两项思考的问题核心。就中国传统的文化困境而言，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官方社会主义，如何跳脱出政权权力的绝对性掌控，而能够产生适当的对话机制；就西方的现代启蒙困境而言，则反映出中国宪法对于对宗教不具有公共空间话语权合法性的诘难。同时，中国家庭教会传统深受重洗派（包含弟兄会）与路德两国论政教论述的影响，又与悲观的时代论结合而深化其消极被动性。然而，近二十年来的宗教社会学界的重新反省，意识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建制性的宗教可能会衰退，但人们对于宗教灵性的渴望并未衰退，而转化成强调社群关系网络的新兴宗教，这解释了守望教会合法性的社会学基础。中国的家庭教会以基督为首，虽然不与官方的社会主义相适应，但守望教会的积极入世性，却为家庭教会创造新的城市化模式，这不但适应而且引导了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可能发展路线。